1979年10月，《庐山恋》筹拍阶段，还是一部影片的所有的环节要经过严格政审的年代。但是《庐山恋》却有出奇的好运:作者毕必成和导演黄祖模在当时上影厂巨大的文学部大楼走廊里“狭路相逢”，“那是幢四层的大楼，从天南地北来此地改稿件的作者很多。”几乎是各地剧作者心目中的胜地。
按照毕必成的回忆，他很忐忑地把剧本交给了素不相识的黄导演，但是60年代就崭露头角的黄导演并没有拒绝他，“我当天就拿回家看了。”并且推荐给了厂领导，当时正在锐意改革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天时间就通过了剧本，决定拍摄。黄祖模和作者马上去庐山取景，边投入拍摄边修改剧本。
黄将电影定位为“风景抒情故事片”，受到电影厂领导的支持，当时的资金是70万元，算得上是上海电影厂重点影片，结果接连三年，该片位居票房榜首。太久的爱情片荒使“风景抒情片”的外衣也没有掩盖住银幕上一对男女明显张扬的吸引力。
本来剧本还掺杂了更多政治背景，比如里面有男主人公受到爪牙的跟踪，女主人公的父亲被特务邀请赴“鸿门宴”等，黄祖模说他习惯了在政治的夹缝中生存，对政治情节很谨慎，但是对这样格格不入的情节仍然很难接受，“当时刚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觉得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很鼓舞人，就把这么多东西全删掉了，只突出爱国主义。”当时的电影人还是习惯于从中央精神里面找支持，也不忘记“文以载道”——这就是里面男女主任公一面谈恋爱，一面用英语说着“我爱我的祖国”的由来，“总算在艺术性的同时没有忘掉思想性。”黄祖模说。
但在当时背景下，影片拍成功后的经历却堪称艰难，在上海就饱受盘诘，当时的市总工会主席听说里面宣传与台湾“四通”——加上通婚，要求审片，等看到影片之后发现女主人公并没有台湾身份才放心。当时的上海宣传部门一直反对该片上演。即使是其得了电影奖后，反对也没结束，当时的市宣传部门的领导说:“你们就不要去杭州领最佳影片奖了。这样的影片拿了奖也不光彩。”但是黄祖模和当时的厂长徐桑楚还是去了杭州领奖。统战部却认为宣传了正确政策，“是部好片”。
送审中央后，这部简单的电影就成为试金石，电影局有意见，而文化部的有关领导却大力叫好，当时的文化界当权人物夏衍、周扬等也纷纷表达了各自意见，一部如此诗画其中的影片差点成为政治事件。
此片后来的经历却很幸运，因为拍摄的庐山风光深入人心，慢慢的变成了电影史上放映最多的影片之一，而黄祖模等主创人员也成为庐山的“荣誉山民”。
“其实《庐山恋》并没多少突破传统的地方，但是在当时饥渴的观众看来，就是一道盛大的美餐:有男女爱情，有张瑜含情的大眼睛，有数不清的时装。”一位电影史家这样评点《庐山恋》。
剧中华侨女主人公共换了25套衣服，“当时上海的女孩子赶时髦，有把裁缝拉到电影院里面，要他照着上面的样子去做的。”黄祖模至今说起这些来仍然得意。有观众统计，是每3分钟换一次服装，与其说是描绘角色的需要，不如说是掺杂了当时创作人员对海外生活的人群的错误揣测，应该是当时国内长期封闭的结果。
“我们也是从当时国外的时装杂志上参考的。”黄祖模说。服装设计师按图操作，引起当时部分报刊的批评:“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就是时装展览。”当时“时装展览”是作为贬义词出现的。但是在全国放映时，里面的时装成为当时观众的一大乐趣。法新社记者认为该片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新倾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大国营电影制片厂经历了最后的黄金时期。此时电视业尚处于大发展的前期，电影仍然是第一大众娱乐媒体。
1984年，电影业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家每年给予各厂一定的流动资金辅助生产。其中北影获得的国家补助为380万元，虽然电影每年的平均制片成本不断跃升，但是这笔金额始终没有增加过。到80年代末，每部电影的平均成本已经接近100万元，北影所需拍摄资金与下拨流动资金的差额将近千万。由于电影业利润分配存在倒挂，制片厂年年亏损、还贷无力，银行态度消极，使“贷款制片制”也遭遇瓶颈。
早在1980年，汪洋组织全国八大电影厂的领导在北影厂开会，和中影公司商量影片售卖优质优价的可行性，以替代当时无论片子成本、质量，中影一律以每部70万元的价格收购的一刀切模式。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每部片子的价格上升到90万元，而灵活的等价机制依然只是电影厂的一厢情愿。
北影厂副厂长张尔瓒回忆说，“刘晓庆1979年拍了《小花》，应酬多起来了，她是从来的，和大学毕业生一样，一个月拿的是56块钱，和布景工人也差不多。那时她每次应酬都到服装车间借衣服，还向我诉苦。我和厂长商量，刘晓庆、李秀明、张金玲三朵金花连升三级工资，说是连升三级，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不得了，厂里翻了天了，摄影师、美工大家都闹起来。”张说，“1975年我就跟汪洋说，拍好了片子，节约了成本，要奖励啊。汪洋更是从60年代就和我商量过承包制，上影有一年任务完成还剩下了钱，上报就奖励。1951年我们发了双薪，后来调过来就没有再拿到。”
原副厂长朱德熊回忆到，1980年后有了《知音》、《骆驼祥子》，好片子也不少，“不过想想，既没有政治挂帅，也没有物质奖励，没有创作动力。我们都说该分成、奖励，汪洋也同意，但是财务上只听，当时找不到相应的政策。”北影的一个叫傅正义的老剪辑师，现在被称为中国第一把剪子。1980年到外面给别人剪片子，被人反映了，入不了党。
为了给厂里争得利润，张尔瓒记得，“汪洋同志在80年代和中影公司打得一塌糊涂，好几年，一开会就想办法让中影公司把利润给让出一部分，不合理呀，片子是我们拍的。”
“1979年我带人去欧洲考察，我已经注意到观众啊、上座率、发行量这样的事情了，而且那时候去伊文森家，他对我说，电影已经不行了，要让位给电视，你们中国是因为处在‘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所以还会有天文数字的观众，但是很快就会过去，法国人都不看法国电影，欧洲的绝大多数电影都赔钱。欧洲当时就有多厅影院，设备非常豪华，外面挂着电视招徕，那也没人去看。1978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主要娱乐还是电影，但是90年代电视就普及了。不是北影不拍片，上影、长影也都没有拍，国家不投钱，就不拍。”
事隔25年之后，刘晓庆说到《神秘的大佛》，言语里有一丝淡淡的惊喜。正在片场忙碌的她专门发来了编剧谢洪的手机。
谢洪介绍，当时他与正在上海修改自己剧本《白莲花》的北影导演张华勋、上影创作领导石方禹闲聊的时候，说起了乐山大佛佛财的传说，引起了石方禹的兴趣。那时，刚考戏剧学院的谢洪即将到北京上学。不料石方禹当即命令谢退掉机票，与张华勋等上影厂的文学编辑祝鸿生、陆寿钧4人改飞成都:“写完本子才回来见我！”其中，石方禹一再强调提出，要回避“主流”，进行一次纯娱乐片的探索。
谢说，当时，《少林寺》热在全国的轰动之后，国内武侠风正热，但还没有一部国产的武侠片，当时的电影界也没有武侠的概念。他还记得在上影厂看内部片《醉拳》的时候，容纳400人的放映厅门外挤了上千上影自己的人。演员赵丹看完片子后在放映厅外还手舞足蹈:“我还年轻，我也要拍一部这样的片子……”
当大家马不停蹄赶赴乐山之后，立即进行采访挖掘。然后住进万年寺、吃和尚的斋饭进行剧本创作。尽管有石方禹的一再交代，但他们在进行剧本创作的时还是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准备需要的时候立即将主角变成地下党。和以往一样，他们没敢写一点爱情。
剧本创作组成员、北影厂副导演张华勋的妻子是四川乐山人。张华勋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独立执导的机会，对乐山大佛的故事有浓厚的兴趣。11月，剧本出来了，石方禹看到剧本后大为兴奋，觉得这是一本好“花”，想让自己的导演执导这部片子。张华勋发现情况不妙，立即连夜组织作家王火、毕必成等人，帮他抄剧本，第二天他就带着抄好的剧本回到了北京找到当时的北影厂长汪洋。第二天，北影分管创作的副厂长马德波读过剧本后，立即给予高度评价，汪洋表示，立即接收。他出面和上影协调。
转机来自上海方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石方禹进行商业片的探索从开始就遭遇了狙击。上影在剧本报审时候，因不涉及主流，本子没能通过。此时北影提出用《子夜》剧本交换，上影就同意了。而北影以汪洋的影响，很快取得了拍摄计划。
谢洪说，《神秘的大佛》剧组首先遇到的挑战来自人事制度。在选演员时候，候选人有李秀明、林芳兵。但有人推荐了《小花》的扮演者刘晓庆。汪洋调了《小花》一看，“漂亮，有气质！”但不放人，并第一次提出要7万元转让费，汪洋一口咬定:“给他8万，让他们没话说。”
剧组成立，北影也破例让副导演张华勋行使独立执导权。武术教练成传锐和王金宝成了无术指导，设计武打动作，拍摄过程中，担当替身。全国武术冠军赵长军也参加了拍摄。
按谢洪的说法，当时没有先例可循，所做的一切在20年后成了国内商业片拍摄的基本要素。这部电影的拍摄异常顺利，张华勋记得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外景拍摄。惟一的波折是在拍摄期间，一个自称姓唐，是老红军的后代、四川省文化厅长女儿的小女孩慕小花之名，坐着小轿车到乐山，一定要见刘晓庆。刘晓庆单纯的心性暴露无遗，与这个明显营养不良的小女孩成了小姐妹，小女孩在剧组与刘同吃同住两个月，离开的时候约好在成都家中与大家相聚。
剧组回到成都后，才发现就没有这个人。在当时，冒充老红军的后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剧组感到问题严重，四处寻找，最后在一个垃圾场找到了这个拾荒的小女孩的家。剧组武术指导气得要揍这个女孩，但被刘晓庆阻止了。小女孩怎样坐上了小轿车到了乐山以及故事的结局都成了一个谜。
谢洪说，当时观众对这第一部商业片反响热烈，剧组收到一封观众来信说到，他连续看了28遍。《神秘的大佛》给北影厂带来非常大的成功，拷贝创纪录地卖了440个。但和所有的片子一样，在中影统购统销前提下，巨额票房收入与制片厂无关。导演、编剧拿到的分镜头稿费只有500元。
因为吴天明和第五代，80年代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带着中国电影走向了国际。但1984年仅一年时间，中国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迫于市场压力，第五代导演在国际电影界的声名鹊起，无意中走了一条国际获奖——拿着奖杯回国内挣票房的路子。
1983年10月，在陕北拍《人生》外景的吴天明，突然得到朋友电话，说他已经被任命为西影厂长。这一年，企业实行政企分开，企业负责人的权利一夜之间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几十年的惯性思维并不能在一朝被打破，电影界各种力量的冲突已经显现，1981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像的《黄土地》在电影观念和表现手法上的探索已经引起了电影界新的争论。
吴天明回忆，“我当时倒没想到支持第五代什么的，就是想把西影厂搞上去，我不搞论资排辈，谁能干就上”。而其他电影厂多数还是论资排辈，创作的条条框框也多。所以第五代骚动起来，纷纷带着自己珍爱的剧本，想法来到西影厂。吴天明回忆当时西影的招待所里经常能看到四五拨人，“导演、编剧、演员，经常都把招待所住满。”当时还有集体创作的气氛，有了本子就会主动把剧本送到你跟前，在导演之间互相传，互相提意见。西影的编制外人员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为西影拍片，而厂内的黄建新、周晓文也跃跃欲试。
1984年后西影开始发力，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等相继诞生，让西影厂在全国扬眉吐气。
吴天明说他在选《老井》剧本时候就遭遇了阻力。吴天明决定启用张艺谋为《老井》的摄像，首先遇到厂内抵触。《黄土地》一炮走红，张艺谋拿到了第五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反对者才没有话说。然后，一次突然的灵感让吴天明决定启用张艺谋担任男主角，因为张有一张兵马俑式棱角分明的脸和独特的气质，但当时也遭到主创人员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张是学摄影的，从来就没学过表演。
吴天明强调表演仅仅是一个过程，吴天明采取了不要过程，只有两头的取巧办法。在特定压力之中，他们都没有退路。1987年夏天，《老井》在中国影协试映。在随后的即席座谈中，有些与会者不认同影片对农村落后面貌的表现，批评言辞十分尖刻。与会的陈凯歌怒不可遏，他含泪讲了《老井》对自己的感动。坐在返回北影的车上，他仍旧余怒未消:“我真不明白，大城市生活竟然把这帮文人弄得和百姓如此隔膜，实在可悲!”
结果，《老井》夺得了第二届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最佳男演员奖、国际影评家联盟特别肯定奖和东京都执事奖(金麒麟奖)、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十佳华语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奖等。
西影厂当时的发行处长柏雨果在20年后，还清晰记得他们当时将这个片子定为“沉闷”的，可能不会叫座的片子。但中国影片首次在国外获大奖为《老井》的发行带了实际的利益，以近200个拷贝的数量，取得了空前的票房成功。
从《黄土地》当年只卖出3个拷贝的票房巨亏到《老井》近200个拷贝收入，再到《红高粱》巨奖赢来的全民鼓噪和400多万元的票房收入，吴天明和他的弟子们无意中打通了中国电影低谷时期国外获奖后返销国内市场的“曲线票房”路线。
“张艺谋一直希望能独立导片，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吴天明如是说。《老井》拍摄期间，《红高粱》就已经被剧组侃出了雏形。
在《老井》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吴天明就基本确定了以张艺谋为主的《红高粱》拍摄班子。吴天明和记者说，这在当时也需要勇气。谢洪解释:“根据圈内论资排辈的惯例，成为一个导演需要三年场记、三年助理、三年副导，9部戏，至少10年然后才能成为导演。张艺谋当时是摄影出身，这挑战了整个选拔机制。”吴天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支持了张艺谋的突围。
时任《红高粱》副导演的杨凤良说，1987年，当《老井》拍摄还没有全部完成的时候，为了抢种高粱的季节，剧组美工杨刚就带着创作组凑的2000元钱到山东种高粱去了。而那时，红高粱的剧本还没有经过审查。日后，第五代导演对这种宽松的环境心存感激。他们也相信，没有这种被称为吴天明现象的宽松，第五代群体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
西影厂的老导演形象地比喻，当时内部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在吴天明的庇护下拼命地往前冲，另一部分人拼命地告吴天明的状。
杨凤良说，事后，那些向前冲的人几乎都成了当今电影界的中坚。20年的时间证明了吴天明是正确的。当时他支持第五代导演进行探索的风险无处不在。内部一些人到省委告状的人贯穿了他的整个在位期。最高记录时，省里一年派了3个工作组调查吴天明的经济问题，而性格火暴的吴天明选择了力争。20年后，他回忆，当时为此不得不和领导吵架:“我不想当官，什么都不怕。”他甚至还回忆起了自己一句最具伤害性的话:“我不当官继续当导演，你不当官就什么也干不了。”
在当时，影片的发行依然是中影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1/3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位改业，又反作用到制片企业。
现任西影集团副总丁晓鹏说，从1983年到1989年，在电影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下，吴天明任西影厂长期间宽松的创作环境，出了一大批经典作品，但也有一些片子彻底失败，一个工人出身的年轻导演拍出的一部片子没有送审就被锁进了仓库，几十万元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1987年9月，中国电影展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吴天明再次呼吁打破压在电影制片厂头上的三座大山，激活电影市场，并将矛头直指中影。话一出，中影公司全体中层干部也一齐撤离。有人劝吴天明找老朋友道个歉。可吴天明坚决不干，他说:“我没错，不过是把厂长们讲了好几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冲突后，西影的《孩子王》并未列在参加影展的正式片目之内，但许多外宾却强烈要求观看此片。北影第一放映室的观摩广告被中影阻止。吴天明、滕文骥和黄建新乘面包车直奔中影，吴亲自举着那张用英文写的《孩子王》放映广告，依次走到外宾前。
“《老井》、《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节获大奖后，两人才和好如初。市场的驱动让中影公司出现了一些松动和折中的办法。1987年曾经提出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种结算方式发行影片。”时任西影厂厂长助理兼发行处长的柏雨果说，《红高粱》获金熊大奖之后，有了获奖片《老井》的高票房先例，从吴天明到中影公司都发现了其潜在的票房价值，对《红高粱》采取了票房分成的结算办法。200多个拷贝的实际收入增加了200多万元。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来，顽强地按拷贝结算。
“但这时，以张艺谋为核心的第五代已经凭《老井》、《红高粱》、《秋菊》、《大红灯笼高高挂》系列突围成功，取得了绝对的话语权。拍电影，获奖，携大奖的光环返回国内销售的模式成为捷径。”谢洪说。
1995年1月，根据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规定，全国原来的16家制片厂故事片垄断出品权被打破，1997年，国家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而随着吴天明的离去、张艺谋的决裂，西影厂最后的底牌已不复存在。好几年没有资金独立拍片了。卖台标的价格从10万元一直降到“一切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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